沈建光：落实改革与应对复杂环境 为GDP目标设立底线

    中国经济正处于“三期叠加”的新常态，容忍一定程度的增长让位于改革已是高度共识，中国领导人也曾在各个场合表态今年7.5%目标其实可上可下，并非绝对目标。如近日中国总理李克强在欧洲会晤时表态，只要实现比较充分的就业，居民收入继续增长，质量效益不断提高，经济增长比7.5%高一点、低一点都是可以的。进一步的问题在于，既然增长目标正逐步淡化，且今年GDP跌至目标以下已是大概率事件，明年是否有继续给出GDP目标的必要？

　　答案是肯定的，以往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事实其实显示在中国市场经济尚未完善之际，一定的预期引导对于各级政府制定规划，配合宏观调控都有指导意义的。问题的关键在于转变思维，定底线而非中间预期，二者不同之处在于，未触及底线政策可以更多地让位于改革；鉴于明年海外经济不确定较强，同时改革任务十分艰巨，定底线避免了预期混乱与政策频繁波动，是保增长与促改革的两全之策。鉴于中共十八大已提出到2020年GDP比2010年GDP翻一番的目标，笔者建议明年GDP底线目标可降至6.7%。

　　有没有必要继续给GDP目标？对于制定增长目标的必要性目前引发了不少讨论，质疑者主要观点有如下几点：

　　第一，改革需要更多的空间，定增长目标可能会制约改革。毫无疑问，部分改革确实短期而言对增长有负面影响，比如淘汰产能过剩、化解地方债务风险以及引导房地产市场回归健康等等，因此改革步入深水区需要容忍一定增长的下调，否则改革恐怕也将不温不火，难以有效推进。此外，以往过度看重GDP目标导致资源浪费、环境破坏、甚至地方政府无序投资的增长模式也是值得深刻反思的。

　　第二，从今年增长目标实行情况来看，7.5%的目标恐怕难以保住，目标可上可下，指导意义逐步淡化。可以看到，尽管今年年初增长目标被定于7.5%，但不出意外，今年GDP最终将会跌出这一目标，社科院最新发布的秋季经济预测认为今年GDP或将回落至7.3%，IMF早前将中国经济增长从7.6%下调至7.4%，而在笔者眼中，情况或许更加悲观，今年接近7%的增速是大概率事件。

　　这样的情形在以往历史上较为罕见，1994年至今，仅有98年受亚洲金融危机影响，GDP回落至7.8%，低于当时目标，而虽有也引发下一年GDP目标从8%下调至7%，其余年份最终增长均在目标以上。

　　第三，GDP数据曾多次遭到质疑，特别是在高频数据不佳之时，GDP大幅高于预期是有先例的。例如，今年一季度GDP增速7.4%，便超出当时市场预期；一旦仔细观察，笔者发现同期GDP平减指数大幅下滑(从去年四季度的1.7%回落至0.4%)，令人不解。平减指数是名义GDP与实际GDP之比，与物价走势相符，很难解释为何短短一季度商品与服务价格会出现如此大的变化？

　　当然，技术性的争议没有止境，也难于评论。但若是由于达到增长目标的重要性被高估，数据发布方又频频遭受外部研究人士的质疑，这种现象其实体现的是目标制定本身的尴尬，值得反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