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建光：落实改革与应对复杂环境 为GDP目标设立底线

　　如此看来，以往的GDP目标是否合适确实需要探讨。但即便如此，笔者也并不认为明年应该取消目标的制定。以往经验显示，给予GDP目标有引导预期的作用，便于各级政府制定决策，如税收目标制定，宏观政策方向调整等，效果不错。此外，考虑到中国市场经济尚待完善，政府职能转变方兴未艾，过早取消GDP目标并不成熟，并容易造成下级政府预期混乱，或者不作为，不利于增长的稳定，缺少平稳的外在环境也难言有利于改革。在笔者看来，应对之法莫过于改进目标，使之更加完善。

　　那么，明年GDP目标定在哪里合适？又该如何改进，目标多少合理？在笔者看来，引入底线思维或是两全之计，即在明年政府工作报告中，把政府对增长的底线传达给市场，这样不仅可以避免政策频繁波动，为改革争取最大空间，也可以起到预期引导效果，让各级政府工作仍有的放矢。

　　那么，底线在哪里是值得探讨的。从技术角度而言，考虑这一问题的思路是根据中国潜在增长率的测算，确定底线。如中国社科院副院长蔡昉预计，伴随着人口红利的消失，“十三五”时期中国经济增速下降至6.2%左右，低于“十二五”的7.6%。笔者尝试用传统的HP滤波方法，生产函数方法计算，同样证明了中国GDP潜在增长率有所下滑的结论。

　　从实践的角度而言，采取谨慎尝试的方式或许更具有可操作性。近年中国增长从两位数回落至个位数进而降至7%左右从未出现，可以根据不爆发大规模失业与系统性金融风险这一底线，谨慎尝试。例如，中国总理李克强在今年“两会”上便提及7.5%的增长目标是兼顾新增就业、消化产能、避免债务危机、地方政府财政等诸多因素，既有必要也有可能。在笔者看来，即便当前经济跌至7.5%以下，上述悲观情况也未出现，为明年调低目标提供了依据。

　　当然，更多地技术性的讨论可以在未来一段时间充分细致地展开。鉴于明年海内外经济环境比较复杂，改革任务十分艰巨，增长底线下调可以更加大胆一些。

　　海外方面，尽管欧美经济虽然有所复苏，但不确定性仍然较强。例如，美国经济数据时好时坏，依靠货币宽松助推的增长复苏，如今突出的表现是资本市场与房地产市场的恢复，结构改革进展实则缓慢，包括制造业占比仍然较低，医疗改革突破有限，贸易逆差与低储蓄等未发生实质改变，相反资产价格上涨推升了财富差距增大，反而是不利的。整体上而言，笔者认为，美国有重走格林斯潘老路的风险。

　　而欧洲方面，越来越多迹象表明，欧洲有日本化趋势的风险。这不仅体现在通缩风险与长期增长停滞，更多的体现在供给方面的因素。比如，人口老化、体制弊端导致的长期竞争力不足、福利居高不下等问题。更加令人感到担忧的是，相比于单一制国家，欧元区在协调政策方面力不从心，德国央行与欧央行在抗通缩方面的各有需求；不同利益诉求下，笔者预计，欧央行量宽的力度也将低于预期，欧元区日本化的趋势恐难避免。

　　同时，日本“安倍经济学”也遭遇挑战。今年二季度，日本GDP环比年率下滑7.1%，降幅创2009年第一季度新高。年底之前仍有决定安倍经济学能否有所成效的多个关键点，如9月的内阁洗牌、日本央行可能扩大超级货币宽松规模、明年日本是否再次上调税率等等。此外，乌克兰、北朝鲜等政治风险，也将对明年海外环境造成不确定性。

　　反观国内，改革的加速推进也需要更多的空间。可以看到，作为重中之重的财税体制改革已经启动，《预算法》的修改已经通过，关于地方政府发债的限制也被改写，落实是个关键。同时，预计房地产税立法也不会拖得过久。不难设想，一旦上述改革落地，短期内对以往地方政府投资模式带动的增长可能会造成冲击。如果增长横线过高，难免会束缚上述改革手脚。此外，金融改革、国企改革、地方政府行政管理改革、新型城镇化建设的任务与难度同样不小。如果明年增长设立底线，而非预期目标，才可集中精力攻关改革。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落实改革与应对国内外复杂环境，需要在设定GDP目标中引入底线思维。考虑到未来几年要实现中共十八大提出的到2020年GDP翻一番的目标，明年GDP底线目标降至6.7%是可以考虑的。虽然6.7%目标低于当前市场预期，但由于其并非预期目标而是政策操作底线，若大部分时间增长在目标以上，宏观调控政策便可以减少动作，为改革创造相当大的空间。而一旦目标有跌破风险，也可迅速行动，而市场预期一致，也会有力地避免延误最佳政策时机。如此则目标清晰，无论从操作层面还是引导预期层面，都能起到不错效果。